11月26日，有媒体报道《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引发公众对该项研究的安全性与伦理性的热议。

关于“基因编辑婴儿”有关报道的回应

11月26日，有媒体就“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进行报道。我委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昨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经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有关要求在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进行备案。

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6日报道，华裔科学家、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人之一张锋呼吁全球停止利用他发明的这一技术来“制造”基因编辑婴儿。张锋在其声明中称：“基于现有的技术，我赞成停止对胚胎的编辑。”

张锋在声明表示，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尚处于发展初期，研究风险大于益处，他支持全面停止对胚胎基因的编辑。

同时，他对此项研究缺乏透明度表示“非常担心”。此前，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内的研究机构曾表示，基因编辑婴儿只有在严格的安全监督条件下才能“制造”。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以下为张锋的声明全文：

虽然我认识到了艾滋病病毒对全球造成的威胁，但在现阶段，通过编辑胚胎让CCR5基因缺失的做法，风险似乎大于潜在的益处。修改胚胎中的CCR5基因，可能会让人更容易受西尼罗病毒（WestNileVirus）的影响。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普遍而有效的方法，防止艾滋病毒从父母传染给未出世的孩子。

鉴于目前的技术水平，我支持暂停对胚胎的编辑。虽然胚胎编辑似乎是CCR5试验的目的，但是在我们能提出一套成熟的安全要求之前，这种编辑需要停止。

我不仅担心这一试验的风险，还深切地 　　消息一经披露，引发了广泛 　　时任医院医务部主任的秦苏骥告诉记者，当时他也是伦理委员会成员，医院跟贺建奎团队开展了该试验，医院也没有开过这个会议。医院医务工作的负责人，如果有开展这个试验，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作为伦理委员会成员，他的签名并没有在申请书上。

　　在申请书上的签名的医生中：黄华锋是口腔科主任，苏卓娃是质控办主任，龙宏是妇科主任，姜红药是剂科主任，王芳丽是中医科主任，邓兴书是产科主任，褚振山是麻醉科主任。秦苏骥特地去找了签名的几位同事核实情况，他们表示签名很像自己的字迹，但是不记得什么时候签过这张申请书了。

南方科技大学：严重违背学术伦理和规范

　　贺建奎就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就此事发布声明称：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已于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年2月至年1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对于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学校将立即聘请权威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之后公布相关信息。

科学家群体：对人类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不可估量

　　昨天傍晚，位国内科学家在微博发布“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科学界争议很大，在科学上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些在科学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对人类遗传物质不可逆转的改造，就不可避免地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实施之前要经过全面而深刻的讨论。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贺建奎：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贺建奎在一段英文视频中回应称，“我们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一如七十年代的首例试管婴儿，既然现已公认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合理的。”在他看来，这项基因编辑“是一种类似于疫苗的疾病预防”。他在视频中表示，尽管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相信一些家庭需要这项技术。

来源：第一财经

后果

　　中国基因编辑研究再次受到质疑

　　这不是中国基因编辑研究第一次因为伦理问题遭到质疑。年4月，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在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称，他的团队完成了全球第一次在人类胚胎进行的基因修改实验。那时正是首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当时许多中国科学家曾站在黄军就一方，翟晓梅就是其中一位。她表示，黄军就的实验属于“前研究”，“完全谈不到临床试验”，是为了加深对技术知识的理解。医院废弃不用的胚胎三原核，仅能存活几十个小时。在今天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翟晓梅本来要介绍中国在生命伦理方面的发展，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但会议前一天这则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让她感觉是一种打击。

　　在翟晓梅看来，贺建奎的试验“就是学术失范，有很大的问题。”她说，“孩子都生出来了，才跟学术界报道，太过分了！而且我们国家的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禁止这么做的。”

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12条《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第六条规定，不得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于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而在贺的实验中，经过基因修饰的胚胎被放入了子宫，诞下了一对双胞胎。

　　而陈凯教授则认为，相比于伦理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试验的安全性尚未得到解决。陈凯表示：“在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前(不能进行相关试验)，这是无可争议的底线，他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

伦理监督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在翟晓梅看来，一个理想的伦理监督委员会本可以避免这次的情况出现。他们将“熟悉中国国情和相关法律法规”，而不是只知道走完一趟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翟晓梅一直在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能力建设工作。据她介绍，中国的伦理监督在体系上已经建立完全了。但是，“伦理监督的能力建设依然是不一致的。委员会与委员会的能力差别非常大。”一些本地的医疗机构根本无法胜任伦理监督的工作，而已有的伦理监督委员会人员依然需要标准化的培训。她和她的同事希望制定规则，当涉及到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胚胎干细胞的干预、用生物材料作为研究或者作为产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监督委员会介入。“错了就是错了，谁的责任谁负。”针对这次的风波，翟晓梅说，“伦理监督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视频来源：澎湃新闻

今天下午在知识分子微博发布由名科学家发布的联署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鉴于近日国内外媒体报道中国“科学家”对人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且已经受孕（可能已出生）的情况。作为中国普通学者，出于最基本的道义，我们声明如下：

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问题不解决，直接进行人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人能预知。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与此同时这对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对中国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科研创新又坚守科学家道德底线的学者们是极为不公平的。

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对于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我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贺建奎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做胚胎注射。贺建奎实验室供图

不过，对于贺建奎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项研究，科技日报正在持续